从江青布告到秦城囚徒的历程勾引 初中生

口述：阎长贵，整理：周冉

阎长贵在1967年1月9日到1968年1月9日，担任江青首任布告，后被江青扭曲为“坐探”，在秦城监狱被关押七年半，放逐湖南西洞庭农场五年，1979年翻案后再行被召回《红旗》杂志社职责。

2012年2月中旬，七十五岁的阎长贵接管本刊采访时示意：“天然当年江青给我带来七年半的牢狱之苦，但我对这个东谈主的毅力和评价，如故一定要采取客不雅的作风。

我这么说，是因为我以为，我的一些回忆著述和与共事融合出书的《问史求信集》，以及电台采访视频和记者采访录是可以提供诠释的。”

由戚本禹推选当上江青布告

1961年，我从中国东谈主民大学玄学系毕业后，分拨到中共中央主办的政科罚论刊物《红旗》杂志社，师从《红旗》杂志编委、中国玄学史大众关锋连络中国玄学史。

1962年，毛主席对我发表在《中国后生报》上，题为《永不步碾儿，永不摔跤》的漫笔作念出批示：“印发各同道连络。犯了不实，只消负责改正，也就好了。”目下想想，那时毛主席批示这篇著述，就怕如故为了堵品评大跃进、东谈主民公社化畅通东谈主们的嘴，在某种进程上，有“搽脂抹粉”的兴致。

江青布告：阎长贵

“文革”初期，即1966年6月初，中共中央办公厅布告局副局长、中央文革小构成员戚本禹把我从《红旗》杂志社调到中央办公厅布告局信访处，7月初又把我带到垂钓台，要我在中央文革小组简报组职责。

“文革”以前，江青在党和政府中莫得骨子职务，担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以后，十分是1966年8月31日，她以代理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身份主办毛主席第二次接见红卫兵以后，她的来信越来越多，一天几百封致使一、二千封，在这种惰况下，匡助江青处理各人来信的办信组缔造，有七八个东谈主，由我负责，径直归戚本禹开拓。

处理江青的各人来信，戚本禹告诉咱们三个原则：第一，江青支属、一又友和熟东谈主或是关系首要、要害问题的信，作念摘录并附原信送阅，这么的信每天最多3到5封；第二，把柄信中所述问题转联系部门，如林总（林彪）处，总理处以及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国务院各部门或各省、市等，这么的信占99%以上；第三，反对和报复江青的，皆转公安部门处理。

说真话，那时咱们全组同道皆是怀着怜爱毛主席和说明江青的情态，对待这项职责，委果每天晚上皆要加班，或然候要到晚上十一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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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冬的一天，我和戚本禹在垂钓台院子里分手，他跟我说：“江青想让我给她当布告，我不行，相比粗。我看你还相比细，我推选你去给她当布告。”我说:“不行，我没当过布告，不知谈怎样当。”他说：“不知谈不会学吗！收发文献你不会？挑选文献你不会？只消防御就行。归正我还是向江青推选你了。”

这个话语过了不详半个月傍边，1967年1月9日戚本禹到我办公室来，兴冲冲地说：“还是定了，调你去当江青的布告，目下就搬到她住的十一楼去！”我随即整理了几件穿着和洗漱器具就随着他去了。

我自后知谈，江青布告那时有四个候选东谈主，我的履历最浅，最年青。我之是以被选中，戚本禹可能起了很大作用，江青的女儿李讷也可能起了一定作用，那时我跟李讷关系可以，咱们年级差未几，皆是大学文科毕业，话语相比投契。

我诞生贫下中农，著述还获取过毛主席的细目和吟唱。曩昔有个顺溜溜，说大学生是：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自后江青跟我说:“你还有点管事东谈主民的滋味，还莫得齐备'化掉’。”应该说，这是很高的政事评价，亦然江青选拔我的要害原因。

我给江青作念布告，我的古道、中央文革小构成员关锋是不大推奖的，他跟我说：“你政事上弱，不热烈，不稳健给江青同道作念布告。”“文革”之前，江青身边莫得专职布告，在“文革”十年中，她先后有四任布告，第一任是我，第二任是杨银禄，第三任是刘真，第四任是刘玉庭。

江青“文革”中四任布告与汪东兴合影。右起为第一任阎长贵、第二任杨银禄、汪东兴、第三任刘真、第四任刘玉庭

材料分类最头疼，随时随刻待命

我作念江青布告，主要任务是收发经管文献和接电话等，我从来没为她草拟过讲话稿。一这方面她不需要。那时发给江青的文献，每天加起来有几十份，致使上百份，摞在整个有半尺高，字数有十几二十万字。这些文献不可一股脑地送给江青看，但要是她听陈伯达或者康生说看了什么文献而她莫得看到，我邪恶也很大。是以文献分类，对我来说是最要害、亦然最费脑筋的事惰。

我把文献和材料大约分为三类：一类是必须看的，一类是参阅件，再一类是浏览件。每天上昼江青起床前，我就把这三个卷宗送到她办公室，放到江青看文献时坐的沙发右边茶几上，并在第一份巻宗上用曲别针别个小纸条，写上每天的日历、星期几以及这一天的安排。

我一般一天取两次江青批示过的文献，上昼一次下昼一次。或然候江青要立即发走和处理的文献，他就按铃叫我随即去取。在江青的办公室、卧室和餐厅，皆装置着叫布告、照看、服务员和警卫员的电铃。

按轨则，电铃响一下是叫布告，响两下是叫照看或服务员，响三下是叫警卫员。江青在垂钓台皆是独自住一栋楼，十一号楼大小有几十个房间，除了她的职责主谈主员外，莫得别的东谈主（她女儿李讷和侄子毛远新或然來住几天）；这点，江青是和住在垂钓台的其他开拓东谈主不同的。

我每天的职责大体等于这么，除非江青午休或晚上寝息了，我一时一刻皆不可离开，也莫得休息日。要是她按铃叫你，你不在，就等着挨批吧。

1967年5月1日合影勾引 初中生。左起：闫长贵、毛泽东警卫员王宇清、江青照看许春华、江青服务员张素兰、陈伯达布告王保春、毛泽东照看长吴旭君、叶群、江青、林彪、毛泽东保健医师李志绥、毛泽东机密布告徐业夫、江青警卫员孙占龙

江青每天看电影吃饭 不算阔绰

江青每年皆要在外地住上半年，致使七八个月。一般每年国庆节后就到广州去了，住一段，再到杭州、上海，五六月才回北京；住不久，又去北戴河。但惟有1967年是例外，她一直待在北京，那里也没去，住处等于垂钓台十一楼和中南海丰泽园两点一线。

1967年恰是“文革”要津阶段，江青是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开会、接见、看文献，时候皆抠得牢牢的。这一年当布告我没坐过她的专机或专列。她每天除职责和开会外，等于看样板戏、看电影。每天午饭时，警卫员和照看要挑几个电影片名送给江青，由她采纳一部。

有个讹传，说江青每年皆要在外地住上半年，致使爱看黄色电影。我没见过。我在时，有一次看个法国电影《广岛之恋》，一初始等于男女两个赤身拥抱在整个，江青一下就急了，大吼：“怎样让我看这种片子！”站起来就走了。不外这件过自后也莫得精良。

江青看电影时，她或然也相比坚硬地谈她的意见，比如看《好汉儿女》，志愿军某师政委的女儿由老工东谈主养大了，而工东谈主的女儿却在战场上搁置了。江青说：“这个政委到这时候，就不应该再认女儿了。”看一个对于空军题材的电影，她说咱们的电影有个问题，太安靖时期细节，不安靖索要一般的问题，内行东谈主不爱看，生人东谈主看不懂。

“文革”初始后，从底层到髙层，各单元的周末舞会皆被作为“钞票阶层生活状貌”取消了，惟有在中南海举行的舞会照常进行。这里的舞会，或然如故化装舞会，还有着名京剧演员如谭元寿、马长礼等东谈主的清唱，其时势是让毛泽东休息休息。

这些行为，江青常插足，总理或然也插足。江青对梅兰芳不赏玩，她很赏玩程砚秋，程砚秋1957年曾在苏联莫斯科看过那时在那里养痾的江青，江青很吟唱他的演技。程砚秋跟东谈主说：“江青是他的知交！”

就吃来讲，江青说不上何等阔绰，但在如何吃上，确有点难侍候。1961年到1976年10月6日江青被抓，程汝明一直是江青的专职厨师。程师父作念的饭，很合江青口味。

江青爱吃鸡，但服法和别东谈主不同:一斤傍边的雏鸡肉她很爱吃，而老母鸡肉她不吃，只喝老母鸡炖的汤。每到这时，程师父就把鸡肉放点盐和佐料，让职责主谈主员吃，我就屡次吃到这种鸡肉。

在生流水平不高的60年代，这对咱们来说是很可以的享受。江青不论到中南海开会如故到东谈主民大礼堂开会，芜俚带着程师父，要是——程师父因而得了一个那时他还不了解其含义雅号:“遥控”。

江青把“旗头”改为“战士”

不详是1967年4月，江青交给我一篇著述，作者是那时的京剧扮演艺术家。她在约6000字的著述中，关爱吟唱江青，一共用了20多个“意思意思的江青同道”，并称江青是“文艺阵线上高举毛泽东念念想伟大红旗的最强劲、最果敢的旗头”。

就我那时的毅力，我是齐备推奖杜近芳同道这篇著述的，仅仅以为有的地方应当稍作修改。于是我向江青提了两点冷漠：第一，是不是不称你为“旗头”好些？“旗头”应该说是毛主席。江青说：“对！对！”接着吩咐我：“你去告诉关锋同道，叫他给我把这个关。”第二，这篇著述用了20多个“意思意思的江青同道”，“意思意思的”是不是太多了？在要津地方用一两次就可以了，这么著述朴实些。江青说：“这个意见也好，你一并告诉关锋同道。”

著述在《红旗》发表时，将“旗头”改成“战士”，作者看到后很不舒适，肝火冲冲地拿着《红旗》，找到中央文革小组文艺组作者金敬迈、李英儒等磋磨：“《红旗》杂志是不是有反对江青同道的反改换？为什么把我写的'旗头'砍掉了？”

据说，这件事还反应到戚本禹那里，戚本禹不知谈前因成果，就去问关锋，关锋有点不满了，跟戚说：“不要问我，你径直去问江青同道吧！”

送错一封信竣事布告糊口

1967年底或1968年头的一天，我收到一封从中央文革小组“办信组”转给江青的信。信是北京某电影制片厂的一位女演员写来的，信很长，有上万字。信中，这位女演员讲了她的从艺经历，说她曾经经叫过“江青”这个名字，开脱后就改了;又说，她有一些入款，骄气作为党费交给组织；再说到她在“文革”中受到的冲击，以及吟唱江青等等勾引 初中生。

这个女演员写信无非是但愿江青为她说句话，以消弱或撤职她正在受到的冲击。我以为写信的东谈主会和江青有什么关系，怕处理错了，负不起包袱，于是在信上附了一张便条：“江青同道：这封信中有您的名字。”然则我误会了，这位写信东谈主以及她写的内容和江青压根莫得什么关系。

第二天，江青派东谈主把我叫到会议室，当着戚本禹、姚文元的面，板着脸，把信往桌子上一摔造谣我：“为什么要把这封信送给我？地方是什么？”我吓呆了，垂头一看，本来是这封信不该送给她。

我心虚地说：“我怕来信东谈主和您有什么关系……”江青肝火冲冲地说：“无知！无知就要犯不实，就要犯法。你不知谈我到延安后就没动过窝？你拿郭沫若的《洪波曲》来望望！”

那时我如实借来了郭沫若的《洪波曲》看，上头讲，说抗日干戈爆发后，上海文艺界的一部分东谈主去了武汉、重庆，一部分东谈主去了延安。江青等于属于去延安的，但上头并没讲到她的名字。

天然受到严厉数落，但我心中无鬼，并莫得把这件事放在心上。我仍然照常职责，可江青对我的作风变了，一个星期不按铃叫我，也不叫我送文献、发文献。这时期，恰巧和我整个给江青作念布告的杨银禄回故乡奔丧了。

1968年1月8日晚，杨银禄奔丧追思，第二天上昼我即领着杨去见江青（杨來了三个多月还未单独见过江青）。江青没好气地高声说：“他追思了，你还上來干什么？你随即把文献盘货给杨银禄同道。”我只得悻悻地离开了江青办公室。

这一天，我向杨银禄嘱托了江青的系数文献。晚上八九点钟，陈伯达、汪东兴找我话语。陈伯达说：“你是搞翰墨职责的，如故回处事组职责吧。”汪东兴说：“不忙，要例行一下手续，这是职责主谈主员离源泉领身边时的轨则。”汪东兴让我打理一下我方的东西，把我送到垂钓台警卫连连部。

在路上，汪东兴很祥和地对我说：“你没事，你的档案我看过，你是我挑来的。”送到警卫连连部，汪东兴就走了，再没来过，直到“文革”后他告诉我：江青自后不让他管我的事了。

被诬为“坐探”，惊动党政军高层

1968年1月9日对我来说毕生难忘:一年前的这一天，我随戚本禹来到江青身边，一年后，我成了阶下囚。被保密的第三天或第四天晚上，陈伯达和姚文元来了。陈伯达问我：“你在干什么？”

我说：“在看书。”陈伯达操着油腻的福建口音说：“你还看什么书啊，要真切检讨我方的问题。”接着又平缓地说：“王力、关锋、戚本禹皆是坏东谈主……”这时姚文元立即指着我补上一句：“你等于王、关、戚、安插在首领身边的钉子！”我一听这话，脑袋炸了，这不把我动作“密探”了吗？

过了十多天，不详是1月23日的晚上，陈伯达、谢富治、杨成武、姚文元四东谈主整个找我话语。一初始，姚文元对我说：“你看今天谁來了？中央政事局常委（这是指陈伯达，陈那时是党内第四号东谈主物），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这是指谢富治），中国东谈主民开脱军代总咨询长（这是指杨成武）……”姚文元没说我方。

那时我心想，我这么一个小干部究竟犯了什么事，确实惊动党、政、军三方这么要害的东谈主？我只以为头在嗡嗡作响，不知说什么好。第二天，我被通知：“给你换个地方。”这一换，就被换到秦城监狱去了。

本来江青诬蔑我盗窃毛主席手稿，说我是安插在首领身边的“坐探”。我自后知谈，就在24昼夜深，他们对我布置了一次小限制的“抄家”，结果天然是一无所获。在监狱荒原无奈，连提审皆是一种享受

此前我从来没传闻过秦城监狱，“文革”后才知谈那里是关押政事犯的地方。我是1968年1月24昼夜深，由两名被甲执锐的战士押着，乘一辆吉普车到秦城监狱的。一进去就问我姓什么，叫什么名字。

那时我穿的是军装，登记后换了玄色的囚服。监管向我文书：“你今天被收监了，你的代号是6820，以后就叫你‘6820’，你要招待，知谈吗？”我说知谈。这个代号不详因为我是1968年第20个被关进来的“犯东谈主”吧。

我住的是只身牢房，有七八平日米大小，靠墙放着一张不到一尺高的小床，床上有脏兮兮的被子和褥子，墙边还有一个便池和洗脸的小池子，房顶上是一夜亮着的灯。待在这内部，我少量睡意也莫得，跟站在门外的哨兵说：“同道……”可我这两个字刚一出口，就听到一声大吼：“谁是你的同道？”我不敢再说什么了，心想，以后连“同道”也莫得了。

秦城监狱里一般是哨兵来往走动，一个东谈主看好几个监房。我这七八年搬过几次住处，但皆是在楼头的一间房，长久每天皆有4个哨兵换岗昼夜看护。每天吃窝窝头、稀饭、咸菜，或然吃馒头，菜是大锅煮的白菜、萝卜.米饭很少吃到。过春节能吃到几个饺子，或然还发点生果。

印象中我没挨过饿，也没受过皮肉之苦（只被罚站过一上昼），但精神折磨足以使东谈主崩溃。初始书、报皆不给看，连我进监狱时带的林彪送的《毛选》合订本，皆被充公了，每天只可呆呆坐着。

为了粗疏时候，我就番来覆去数床头暖气罩上的孔儿，自后就反复背诵老练的毛泽东诗词以及唐诗宋词，同期我方也学着作念诗——不可叫诗，只可叫顺溜溜，因为我不懂平仄格律。

直到1969年4月“九大”召开以后才稍有好转，给我每天发一份《东谈主民日报》，每月发一册《红旗》杂志；还把充公的《毛选》退给了我。我就把这些报纸留着，堆了一大摞，番来覆去地看。东谈主是社会动物。只身牢房，荒原无奈，以为连提审皆是一种享受，因为提审可以与东谈主对话。在秦城监狱待了七年多，整个提审了不外两三次，也没审问出什么紧要问题。

1975年5月22日，专案组来到监狱，已而对我文书：“党中央和毛主席决定开释你，送你到湖南某农场管事，恭候论断。”这个决定对我连念了两遍。我十分烦躁，也不论到远处而生疏的湖南某农场劳改是什么滋味，归正我可以跨岀樊笼了。我被关起来这件事，谁皆不知谈。

1975年底我从湖南回北京红旗杂志社取东西，在街上和一位本来的共事况浩林同道再见，她惊外乡说：“你还谢世啊！”咱们紧执双手，热泪盈眶。到农场后，我第一件事等于给家里写信，这七八年音问全无，家里东谈主也不知我是死是活。父母、老婆和女儿不绝来到农场，妻儿和我在农场安了家。

1975年11月，北京终于来东谈主了，对我的论断主要有两条：一、说我妄图用假材料（指我送给江青的那封信）糟塌中央负责同道；二、包庇“五一六分子”吴传启、林聿时（二东谈主是玄学社会科学部，即目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层干部，一个是玄学所学术布告，一个是《玄学连络》剪辑部主任，关锋一又友）。处罚是“留党察看一年”。

这齐备是妄加的罪，我想欠亨。专案组见我不愿署名，又把江青抬出来说：“这是首领定的性……何况对你的处罚也不重嘛！”我还是被关押了七年多，还要“留党察看一年”，还说不重？

那时江青还在台上，为了能安排职责，我违心肠签了字。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979年9月，《红旗》杂志社党委终于给我“透彻翻案”，并将我再行召回红旗杂志社职责。

阎长贵（右）接管叶永烈采访

对于江青诬我是"坐探"的事，在这里补叙一下。我直到"文革"竣事很久很久，到了两个世纪之交，即2000年前后，我才找到一个原始把柄。

江青1970年1月24日接见中央直属系统文化部、学部、解说部等单元的部队代表时讲话，在讲到我时，她说："六七年我差少量叫他们整死，因为我那儿派了一个坐探，我从来不论钥匙，搞走了主席的批件手稿……好偷文献，我很早就发现了，我答复了主席。

自后叫汪东兴同道，给派了个机密布告，来了就被他们支走了（按：“他们”指我和戚本禹等，所谓“被支走”是指杨银禄经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批准回家奔丧，而这件事戚本禹压根不知谈——引者）……

自后我发现丢了一箱主席手稿，我莫得钥匙，他们把东西皆偷光了。小箱子是用剪刀撬开的，内部什么皆光了。我采取已而伏击，带目下的布告、警卫，坐探阎长贵回家，找他要钥匙，他说这等于对我不利啰。

我说：“为什么非要对你故意？”这等于江青诬我为“坐探”的一些话，齐备是栽赃糟塌，血口喷东谈主！目下东谈主们看到江青这些话会以为好笑，而江青那时是在大庭广众风景连眼皆不眨一下说的，我也因此——确如实实因此，莫得什么别的原因——被关了八年，你说荒唐不荒唐，关联词“文革”中荒唐的事太多了。

江青还说什么她“带着布告、警卫到我家"，说什么"为什么非要对你故意"，等等，这皆是无稽之谈，胡乱虚拟。——我被动离开江青的历程上头还是呈报了，不再赘言。江青关我八年，而专案组一次也没问过我所谓“偷”毛主席手稿的事——因为压根没这回事。江青为了整东谈主，整一个下东谈主——部下的东谈主，竟出此下策，也足见其东谈主格低劣之一斑。